□ 記者 余凜凜
于文斌身上被賦予了幾個完全不同的“標簽”。
在嫌疑人的“江湖”中，他是一個敏銳而迅猛的“老獵手”。他在早餐店抓過嫌疑犯，在出差途中的加油站抓過嫌疑犯，在熙來攘往的大街上抓過嫌疑犯……只要在人群中被他多看一眼，就能確認“那個人”。
在到訪過三泉派出所的群眾口中，他是一個耐心而隱忍的“服務員”。一個家住城區、在城區房屋交易中產生糾紛的人找到他，他一口應承并妥善調處。到三泉游玩的游客上了電信詐騙的圈套找到他，按規定程序處理簡單省事，他卻跨省找私人關系、加班熬夜處理，不可想象地為受害者挽回損失六十多萬元。只要群眾找到他，他會成為給你希望的“那個人”。
在與他朝夕相處的同事、關心他的朋友眼中，他是一個讓人心疼的工作狂。他不懂娛樂，無論是上班時間還是閑暇之時，唯一所愛，就是研究案情、推進工作。從警13年，他每年休息時間不超過20天，回山西大同老家看望父母僅5次。因為長時間住在派出所里，家里的水、氣總閥幾乎沒開過。同事朋友們說得最多的，是希望他也關注關注自己，早日找到攜手一生的“那個人”。
于文斌對這些“標簽”不在乎。他說，他是一個幸福的人，因為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理想和興趣。他所做的，是把每一天都當成一塊磚，13年，4700多天，他正在砌一面他的信仰之墻。
追逃老獵手
目光所及就是天網
在南川區公安局，于文斌的追逃事跡堪稱“傳奇”。
有數據為證：從警13年抓獲嫌疑人800余名，其中潛逃長達17年和15年的命案逃犯2名;僅2023年，他就帶領三泉派出所抓獲在逃人員100余名，占整個區局追逃總量的60%。
具體的案例更讓人拍案叫絕。2014年底，市民劉某在ATM機上取錢后忘了取走銀行卡，被隨后進來的女子取走2000元。除了從監控中了解到女子的大致相貌特征外，毫無其他線索。2015年3月17日，于文斌下班后在一公共場所無意中看到一名女子，立即認出這就是取走劉某卡內錢的人。他當即采取措施，為劉某追回了錢款。此時距事發已過去3個多月。
2014年，于文斌調入圖偵支隊，“抓扒手”是主要職責之一。一天，一位家住鄉鎮的老人報警稱到城區取錢后在回家的客車上被“摸包客”扒竊了1000多元。嫌疑人很警覺，戴了深色帽子，在客車上全程低頭，根本看不清人臉。然而，得手后嫌疑人心神松弛，下車后得意地抬起頭，那一刻，臉的影子映在車身上，被不遠處的攝像頭抓拍到了。僅憑車身上瞬間閃過的一個影子，于文斌第二天就找到了嫌疑人。
同事嚴忠松說：“太神奇了!于文斌的視網簡直就像天網，只要在人群中多看一眼，就能讓嫌疑人無處可逃。”
天網一樣的眼睛是怎樣煉成的?記者在三泉派出所于文斌寢室的柜子里找到了答案。
10平方左右的寢室里，一張簡陋的床，藍色的床單枕套，上面印著“人民公安”四個字。一套電腦桌椅，一個衣柜，角落里擺放著鞋子和衣服，處處顯示著這是一個單身男人的休憩之所。衣柜旁邊的兩層矮柜整整齊齊擺放著厚厚6摞文件，有些紙張已經發黃，說明時間久遠并被經常翻閱。這是于文斌13年來的“私藏”。從入職第一天開始，每辦一個案子，他都會把發生地、作案手段、嫌疑人特征等等細節全部復盤記錄，特別是對在逃犯，于文斌會隨身攜帶他們的相關記錄，隨時翻閱，不斷加深記憶，到后面也就牢牢地鎖住在腦海里。
剛入職圖偵支隊時，除了外出辦案，于文斌每天都泡在全局近萬人的嫌疑人庫中，從中找出扒竊人員檔案，再一一完善建立專門檔案，他們的基本信息、相貌特征、行為習慣等等細節他都一一記錄。當他自己的檔案庫中有了100多人時，他就對整個城區的扒竊人員情況了如指掌了。
“假如有人報案在南大街的公交車上衣服被人劃了，不用看監控，我就知道可能是哪幾個人作的案。”于文斌自信地說，他不僅掌握全南川幾乎所有扒竊人員的情況，連涪陵、萬盛、武隆甚至九龍坡、北碚的扒竊人員他都心中有數。
這在別人眼里也許是“炫技”，對于文斌來說不過是時間和心血的點滴積累，是量變到質變的自然規律。他心中始終有一股勁頭：別人做得好的，我要做得精致;別人做得精致的，我就做到極致!
群眾服務員
良心所問就是底線
2022年6月，于文斌調任三泉派出所。
從直接面對犯罪嫌疑人，到面對形形色色、訴求各異的老百姓，于文斌一開始很不習慣、很困惑。
“以前我加班到凌晨兩三點也不覺得累，甚至很興奮，因為我知道案子進行到哪里了、下一步該怎么做。”于文斌說，“在派出所你完全不知道明天會面對什么糾紛，有鄰里之間爭一平方不到的菜地打架的，有懷疑鄰居偷了自家的菜報警的，有夫妻吵架吵到派出所來的，還有隨時可能發生的各種交通事故……”那段時間，于文斌常常處于一種焦躁情緒中，今天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甚至上一刻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么，每時每刻都處在一種“不托底”的沮喪中。
于文斌用了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調整情緒。三個月里，他走遍了三泉鎮所有村社，用腳丈量了全鎮200多公里等級公路，真正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明白了，一件事是“雞毛蒜皮”還是“天大的事”，取決于一個人的經濟條件、眼界見識、文化修養，絕對不能以己度人、簡單粗暴。他給自己也給全所干警立下一個規矩：待人以真心，辦事憑良心。
2023年10月，三泉鎮一個村里兩位60多歲的村民因瑣事發生爭吵，進而抓扯，其中一人傷情鑒定為輕傷。事件過程、證據全都清楚明晰，如果走司法程序警方很快就可以將案件移送，傷人者會被判刑。于文斌卻想得更多：兩人是鄰居，平時本沒有深仇大恨，可如果鬧到一方坐牢，坐牢的人自己身陷囹圄更影響后代，傷者也得不到任何好處，兩家仇怨勢必會越結越深，甚至可能引發更嚴重事件。他決定設法通過調解解決此事。
可是，處在情緒激動中的當事雙方都拒絕調解。一方稱“寧愿坐牢，絕不賠償”，另一方則稱“就爭一口氣，必須讓她坐牢”。和雙方子女做工作，不通;通過村社干部做工作，不通;找雙方宗族中的鄉賢做工作，還是不通。于文斌又設法找到一個雙方都比較信服的中間人，利用下班時間一次次聯系、拜訪、溝通、說服，前后花了七八天，終于說服對方答應盡力調解此事。2023年最后一天，得知雙方均有意和解，于文斌早上七點多就叫來雙方子女調解。此時的矛盾焦點已經在賠償金額上，于文斌又分別一點點說服。從上午到中午，從中午到下午，兩個人圍在火爐邊，于文斌推心置腹、好說歹說，終于在晚上七點時談妥了賠償金額。于文斌當即擬好諒解書，叫來雙方當場簽字。等當事雙方滿意地離開派出所后，已經是深夜。雖然自己口干舌燥、疲倦不堪，可想到一樁矛盾化解在舊的一年，于文斌倍覺開心。
碰上求助，于文斌總是首先從對方的角度想問題，設身處地急人所急，千方百計解人所難。今年“五一”假期，于文斌就接到兩起電信詐騙受害者報案。一個是到三泉游玩的外地游客，一個是回三泉老家過節的當地人，兩人均以“機票改簽退費”為由頭被騙，一人被騙8萬多元，另一人更是被騙多達60多萬元。眾所周知，電信詐騙案涉案錢款極難被追回，但于文斌再一次迎難而上，了解清楚案情后，立即和深圳商家、杭州網警聯系，又找到在杭州工作的同學，幾經周轉聯系上電商賣家、平臺，努力做通雙方的工作，終于在錢款被劃走前追回了被騙金額60多萬元。至此，于文斌已經連續熬了三個通宵。
“現在都講矛盾糾紛要閉環解決，我的理解就是要在這個閉環中把問題解決了、把人心捋順了，不能讓他們把怨氣、絕望帶出這個‘環’。”于文斌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并且做到了。
家中獨行俠
情之所系就是故鄉
來南川13年，這個標準的北方漢子已經成為一個地道的南川人。雖然還操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但是他能聽懂最“土”的南川方言。
“黑黢媽孔聽得懂嗎?”“屋耷門懂不懂?”“真晚珠吃Mia耙也聽得懂?”記者搜羅了南川從南到北各個鄉鎮的不同“土話”，試圖驗證于文斌的南川話“等級”。他每一個都笑著準確解答，“不用考我，南川的鄉鎮我都跑遍了的，說不定有的地方比好多本地人還熟悉。”
他是真心把南川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一個承載著他理想與信念的故鄉。大學畢業后，雖然是法律和會計雙學位，但他從沒想過從事與會計相關的工作，報考的幾份工作全部是政法公安類崗位。入職南川區公安局后，無論在景區派出所，還是圖偵支隊、三泉派出所，他都把這份激情、夢想毫無保留地投入到工作中。加班，他是最多的之一;業務，他總是干到最好;就連體能，他也嚴格要求自己。只要在派出所的日子，他要求自己每天必須鍛煉一個小時，即使出警回來已到深夜12點也不破例。進入大數據時代，于文斌又敏銳地將信息技術運用到工作中，并撰寫“大數據之落地之道”個人教學案例和總結案例技戰法5個，為民警晉升警銜等講授大數據課程150余課時。他說：“這份工作是我第一份工作、最喜歡的工作，也將是我一生的工作。”
這種全身心的投入，也帶給同事們極大的影響。同事秦茂林說“這兩年是真苦。”但他隨即又自豪地笑了，“但現在大家都揚眉吐氣哦，追逃也好、辦案也好，就連簡報材料，我們哪一樣都不差!”剛入職三泉派出所一年多的民警陳立則把于文斌當作人生路上的一盞明燈：“任何時候只要看一眼于所辦公室亮著的燈，辦任何事情只要跟在于所后面，就一定很安心。”
天道酬勤。入職以來，于文斌先后獲得市公安局、區公安局個人嘉獎4次，獲市局、區局記個人三等功6次，獲“優秀青年突擊手”“十佳破案能手”等各類獎項十多個。2023年初開始，群眾自發送到三泉派出所的錦旗也越來越多，榮譽室的墻慢慢被鮮紅色填滿。他說，這是一面震懾犯罪分子的鋼鐵之墻，一面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守護之墻，一面掛滿群眾感謝信任的榮譽之墻。
然而，像所有遠離家鄉的人一樣，于文斌敢篤定自己對得起組織、對得起頭上的警徽，對得起關心信賴他的同事朋友，唯獨在父母面前，他是少小離家的游子，是讓人牽掛擔憂的獨行俠，是無法承歡膝下的叛逆者，他的依戀和愧疚無法可解，注定成為心上永遠的最柔軟。
